一个多月前，三十多岁的吴怡做了引产手术，孩子五个月大。
她一共怀孕三次，第一次儿子出生，第二次主动流产。最后这一次想偷偷留下来，被逼着“做掉”了。
她和丈夫郑彤都是小县城里的机关公务人员。这份在当地令人羡慕的工作，致使他俩失去了可能迎接的第二个孩子。意外怀孕后，两人试图以假离婚、假结婚的方式保住这条性命。但最终，他们在当地计生部门和双方单位的强大压力面前，败下阵来。
“你不能再流产了”
对吴怡夫妇而言，2013年可能真的是世界末日。
他们原本过着幸福的生活。吴怡在县城做公务员，工资虽然不高在当地也算稳定，郑彤是某局的小领导，收入比妻子高一些，是整个家庭的顶梁柱。生于70年代的两人，有个九岁的儿子，每天朝九晚五，接送孩子上下学，日子平淡而踏实。
但正如吴怡的微信状态所言：“Single is simple，double is trouble。”这句话有了别样的意味：意为一个简单，两个麻烦。
2013年年初时，她意外怀孕，和丈夫商量后，主动去当地医院做了流产。那时，他们从没想过要个二胎，因为除了罚款之外，代价是沉重的。
当地执行和全国所有基层单位相同的计划生育政策—“一票否决”制：涉事党员干部，将予以开除党籍和开除公职的“双开”处分。同时，如果具体部门年度计生目标考核未达标，将被取消一切综合性先进、荣誉称号的评选资格，主要负责人不得提拔晋升，任期内被否决两次以上，将被降职或免职。
一位岁数很大的同事跟吴怡说过，自己曾参与了一件“挺吓人”的事儿。90年代某年，当地计划生育率超标。为达标，所有当年超生的，包括大月份孕妇，全都被拉到医院，强制引产。此事被当地人称为“大屠杀”。
郑彤也知道一些“前车之鉴”。有几个公务员、事业编制人员试图隐瞒二胎情况，被发现后没等单位开除，自己主动辞职了。
此外，吴怡当时发生了些意外，出现流产不全的危险。事后医生告知，她不能再次流产了。“我们都是成年人。”郑彤自责地解释，两人平时很注意保护措施。
可几个月之后，吴怡又一次意外怀孕。
去当地医院检查，医生告知，吴怡的身体很难再承受第二次流产的压力，可能会面临大出血、胎盘粘连等风险，往严重了说，将再也无法生育。
除了医嘱，两人也考虑过家庭因素。
“再生一个，对小孩大人都有益处。孩子是独生子，比较孤单。往坏了说，以后万一有什么闪失或意外的话，我们年龄大了心理承受不了。”郑彤谈起当时的“私心”。前些日子有新闻报道，一位60岁失独母亲接受试管婴儿手术，生下了双胞胎。她认为，哪怕40岁再生，都已经太晚了。
生与不生，在郑彤心里原本占一半一半的分量，架不住妻子态度坚决，急哭了好几次。而双方的父母思想很传统，觉得多一个孩子没啥不好。最后，夫妻俩决定留下这个孩子。
他们显然低估了形势，在强大的计生压力下，一切侥幸心理都是螳臂挡车。
铤而走险
通过选择题加排除法，似乎出现了一线希望。
郑彤参阅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第十八条中，可以按时间间隔生育二胎的所有情况，包括“第一个子女为残疾儿(须经鉴定)”、“夫妻双方为双独”等七种严苛的情形。
两人各自有兄弟姐妹，孩子也很健康，均不符合条件。
身边多少耳闻了一些成功的案例。有人花了四、五万块钱，给孩子假办了残疾证，耗时费力地打通关系，最终获得了二胎资格。
“据我了解，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很健康。”吴怡说。
这至少需要一年的时间提前准备，并不适合临时抱佛脚的他们。后来，经过百度“计生”、“二胎”等贴吧，以及一些有同样需求家长的QQ群里的经验，郑彤决定采用“假结婚”的办法。根据规定，再婚夫妻，一方生育一个子女，另一方未生育过的，按间隔可申请再生育一个子女。前提是，他们需要先离婚，再找一个未婚男子和吴怡结婚，两个手续都得是货真价实的。
两人以最快的速度办理了离婚手续，四处寻找合适的“结婚对象”。
“这不像人才市场，可以在报纸上、网上发个招聘信息。”作为“原配丈夫”，郑彤有点尴尬，“涉及男方的声誉，身边的朋友肯定不行。”
在朋友的帮助下，他们以1万多元的酬金，找到了一位愿意做“假丈夫”的男子。郑彤出面，将真实情况和可能的后果都说清楚。对方很理解夫妻俩的不容易。只因为没结过婚，他并不清楚“一个小孩的意义有多大”。
郑彤陪着该男子去办理手续的时候，负责计生工作的大姐一眼就看出这是“假离婚”。但她说了句话：“你(指该男子)平时也不怎么会干事儿，但这次做了件好事儿。”大姐痛快地盖了章。这句话让郑彤觉得暖暖的。
结婚证顺利地拿下来了，到区里计生委办二胎申请的时候，卡了壳。
做体检的时候，吴怡被发现已经怀孕。经验丰富的工作人员，直接判断出这是钻法规空子的“假结婚”。并当场告诉吴怡，她这种造假情况，今年已经遇到三起，不久前刚有一位妇女被劝做了引产。
郑彤觉得之所以被怀疑，主要是因为离婚和结婚之间的间隔较短，妻子又已经怀孕了一段时间。“时间太仓促。”他分析，“至少也证明，我们不是早有预谋的。”
事情败露后，计生委拒绝了二胎申请。那一天，郑彤接到计生部门打来的电话，要求他把申报材料领回去，并自行带吴怡去做人工流产，“这个事儿就既往不咎了”。
他第一反应是不屑。所有的手续都是合法的，除非走法律程序起诉自己，可也没有明确的证据和理由啊。所以，过了一个星期，他根本就没理这茬儿。
后来发生的一切证明，郑彤的想法“太天真、太单纯”了。
耻辱
“敬业”、“高效”和“过于强大”，这是夫妻俩对计生部门的评价。
如果继续坚持这次是真结婚，也不是没办法。工作人员告知，可以把孩子先生下来，然后我们去做DNA鉴定，看看“到底是你前夫的还是现任老公的”。只要被查出是和郑彤生的，就要算超生，结果按“双开”处理，交罚款。
计生委迅速而详细地调查了两人的社会关系，并电话通知了各自的部门领导和户籍所在地的计生部门。
首先发难的是吴怡的单位。
“这孩子你坚决不能要。”找她谈话的主管领导上来就说。并告知，要了，单位和其他同事的提拔会受影响，评优资格也都没有了，“就因为你一个人”。如果坚持，整个单位的人都记恨她。而且，作为一个国家公职人员，挺着个大肚子去上班，“全国都会知道”，“这个脸你丢大了”。
吴怡很难评价这是不是“威胁”。“我只不过想生个孩子，怎么就成罪人了？”她不服气，和领导顶撞起来。“大不了我辞职！”
几乎是同一时间，郑彤那天刚到单位，就有领导打来电话，要他去办公室。进了门，他就什么都明白了。平日里领导跟自己关系不错，话也说得很直白—如果不主动做掉孩子，就两种情况：一，主动辞职；二，以违反国家计生法规为理由被单位开除，而两者都得交纳数额不菲的社会抚养费。
“有什么能比一条命更重要呢？”当时，郑彤心里满是这个“冲动的想法”。
后来，单位派人“一遍又一遍”地敲警钟，郑彤心里动摇了。
他算了一笔账，按照计生法规，社会抚养费按家庭年收入的3到5倍处罚，自己和妻子每月工资加起来6千左右，保守估计得缴纳18万，多了就得20万开外。如果执意要这个孩子，两人都得被辞退，当地没有几家企业，30多岁的年龄也并不好找工作。
“一个孩子，已经有点吃紧。两个孩子，未来都要上大学，还要考虑生活成本。”他明白，一切都从头开始谈何容易。
他把这个想法告诉了妻子时，妻子表现出了强烈的抵触。平日里，吴怡性格文弱，即使受了委屈也都会把话藏在心里。两人少有地争吵起来。
“我得从维护家庭的长远利益考虑。收入非常重要，都丢了工作，你就是生下来还得考虑抚养的责任呢。你怎么承担？”郑彤的劝说，换来妻子直到深夜的低声哭泣。
这个时候，双方的老人也因同样担心的理由退缩了。
就连还在读小学的儿子都态度鲜明地反对。当时夫妻俩曾问他“想不想要一个弟弟妹妹？”孩子的回答是：“妈妈要是把工作丢了那(加重语气)，不能要！”孩子平时都是家里老人带着，估计也是听长辈们说的，此前他就不是很情愿。夫妻俩推测，可能因为是独生子女，五六个大人一直围着他团团转，担心“多一个孩子可能会抢夺大人对他的爱”。
“怀孕，对一个女人来说是一件多么美好的事情。”吴怡觉得很无力，“现在只剩下我一个人在坚持，仿佛成了耻辱。”
“这个歉我永远不会道的”
动了，又动了。
肚子里的孩子每动一下，吴怡的心也跟着颤一下。
因为发现时已经较晚，又忙前顾后地操办假结婚，已经拖到怀孕四个多月，孩子胎动很频繁了。
唯一的希望是，在医院做检查的时候，医生告诉她，以她三十多岁的年龄，以及上一次流产的过程，做这种大月份引产风险太大。建议她跟单位说一说，最好还是把孩子生下来。但大夫也说，相应情况只有在手术过程中才能下结论，所以不能提前写出相应的证明。
她抱着忐忑的心情，将医嘱告知领导，得到的回答是：那也不能要，如果担心当地的小医院有风险，可以去大医院，找好的医生。
言语间，透露着不信任。吴怡明白—因为自己的“前科”，现在说什么都被认为在故意撒谎。此前她已经照过B超，得知孩子长得很漂亮，是个男孩。
郑彤回忆，有位了解情况的同事告诉他，即使因身体情况，让你生了，结果不会有什么太大变化，“也是按违反计划生育政策来处理”。
经过愤怒、权衡、挣扎以及绝望，吴怡妥协了，同意去做引产。接下来的一周时间，她天天以泪洗面。
11月份的某天，他们早上五点多就出门，七点多钟到了省里的一家大医院。“去的时候还是一个鲜活的生命，回来的时候，就没了。”郑彤一路都在想。
排队人多，吴怡身体吃不消，郑彤又托关系走了后门，试图提前办理手续。医生诊断后拒绝收治，因为这属于计划外怀孕的引产手术，没有相关部门出示证明就不能收。忙活了一上午，心情复杂地郑彤又赶回县里，找到计生委盖了个章，交给大夫才算了事。
“孩子很健康。你为什么不偷偷把孩子生下来呢？不要做这个手术了。”医生很遗憾。就连照顾她的护士也惋惜，护士的姐姐遇到相同的情况，最后辞职把孩子生了下来。
“可能我们跟她的情况不太一样吧。”吴怡苦笑。如果病人坚持，医生也只能劝到这份上了。“我多希望，医生跟我说，这个手术你不能做，坚决不能做。”
住院一天后，手术开始。吴怡记得，是下午五点进去的。
躺在床上，一旁的医生盯着B超，说动了动了，快扎。她清晰地记得，随后肚子上注射了某种液体，可能带有毒性。因为她感觉到，慢慢地，孩子的挣扎越来越微弱。
很难形容这是一种怎样的感受，“好像小孩要跑，大人在后面追他，要弄死他。”她的意识到此中断了。
郑彤和丈母娘坐在门外，3个小时，没有任何交流。那扇门是如此熟悉，自己第一次做父亲的时候，曾感受到无与伦比的幸福。如今，天地之别。
门开了，吴怡被推出来。郑彤说，妻子看上去面无表情，“不痛不痒的”。丈母娘哇地哭了，他则在一旁宽慰，以后等条件成熟了，咱们再生，再生。
大夫拉住郑彤，询问孩子的遗骸是自己带走，还是留给医院。征询吴怡后，他选择了后者。他俩从没见过这个五个月的男孩，不敢看。
“我已经崩溃了，至今我还不理解我自己(为什么这么做)。她怎么承受得了。”郑彤说。
两天住院休养期间，县计生委和吴怡的单位各自打来电话，催促把医院的引产手术证明送过去。后来，郑彤的领导曾主动表示关心，说“事情办得比较仓促”，也是没办法。
一个月后，吴怡开始上班。按照当地政策，因为没有准生证，怀孕后做引产或流产都是自费的，4000多元的费用不能报销。
如今，单位领导对她态度不冷不热的。有同事劝吴怡，领导现在对你意见挺大的，要不找个时间再去道个歉吧。
“道歉？”她笑了，“这个歉我永远不会道的。”
夫妻俩与其说是缓过来了，不如说是渐渐忘却，麻木了。时不时地想起来，心还会哆嗦那么一下。
郑彤希望，儿子长大以后，永远不要记得这件事儿。“我们老了以后，他会体会到的。”他解释，“对他而言，这将是个很残忍的真相。”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