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晤士报》发表专栏文章称，中国独生子女政策的理论基础源自罗马俱乐部关于人类困境的报告——《增长的极限》中的数学模式。
文章称，就在西方国家对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带来的恶劣后果大加报道与评论时，许多人以为这一政策是一种共产主义或是毛主义理念。
但实际上，独生子女政策的理论基础来自西方的绿色增长理念，是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四位年轻科学家在1972年撰写的《增长的极限》一书的直接翻版。
文章援引哈佛大学人类学教授苏珊·格林哈尔希的发现称，1978年中国火箭专家宋健在赫尔辛基出席国际自动控制联合会大会期间与荷兰教授探奥尔斯德讨控制理论时第一次接触到西方知名智库——罗马俱乐部发表的《增长的极限》。
该书预测人类文明在人口扩张和资源萎缩的情况下面临崩溃的危险。
宋健对该书使用的数学推算模式深感兴趣，因为他看到用来推算弹道导弹的数学模式同样可以用来推算人口增长。
回国后，宋健开始推销《增长的极限》对人类文明做出的悲观的预言，并要求必须采取行动来减缓中国出生率的增长。
1979年底，宋健终于用“数学欺骗”击败了他的对手，说服了邓小平。
担任中国卫生部长的钱信忠将军受委托把宋健的观点付诸实践，给所有有超过两个孩子的母亲节扎，给所有有一个孩子的母亲上避孕环，禁止23岁以下的妇女生孩子，给所有未经批准怀孕的孕妇在妊娠期不超过八个月时打胎。
文章说，西方对中国独生子女政策做出的回应是1983年，联合国向曾经担任中国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的钱信忠颁发“世界人口奖”。
时至今日，罗马俱乐部也没有承认它对可怕的一胎化政策起到的推动作用。
(本文略有改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