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此文虽然涉及两种对立的观点，但我们仍然完整地转载了此文。从“20多年前，医生们在给新生儿动手术时从来不用麻药”这一现象，直至今天对于胎儿是否有疼痛感觉的争论，读者也许能领悟到现代医学的浅薄，以及医生与母亲对胎儿的认识有着多么巨大鸿沟。
20多年前，医生们在给新生儿动手术时从来不用麻药，因为他们坚信新生儿的神经系统发育尚不完善，没有痛觉。但后来的研究证明这是错的，小婴儿的受难史终于宣告结束。现在，富有同情心的科研人员又把目光投向胎儿，他们想知道，胎儿能感觉到疼痛吗？如果能，是从何时开始？是24周，18周，还是刚刚成形的12周？这并不是一个无事生非的问题，它关系到科学、人道、法律，甚至政治――在西方一些国家，堕胎问题一直是候选人的辩论焦点之一。
二十五年前，坎瓦杰特·阿南德是新生儿重症监护病房的一名医师。他的病人―――多数刚出生，有的还是早产儿―――常被推出监护室，送进手术室。很快阿南德就发现，宝宝们回来时样子非常可怕：皮肤苍白、呼吸微弱、脉搏浅淡。他常常花数小时忙着稳定他们的生命体征，增加氧气供给，注射胰岛素以平衡其血糖水平。
阿南德不禁纳闷：“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让这些婴儿如此紧张？”他打破禁令，争得了跟随小病人一同进入手术室的权利。“到那儿我才发现，这些小宝宝手术时根本未用麻醉药，”他回忆说，“医生只为接受大手术的婴儿注射一点镇静剂，以防他们哭闹。”
这是发生在英国牛津约翰·兰德克利夫医院的事，但当时别处也是这样。医生们相信，新生儿的神经系统远未发育成熟，因此没有痛觉；而且，麻醉剂造成的伤害可能远大于它带来的好处。
看着那些可怜的孩子，阿南德决心搞清楚这到底是不是事实。经过一系列临床观察，他发现，如果手术时未使用或使用极小剂量麻醉药，新生儿会出现强烈的应激反应，释放出大量肾上腺素及皮质醇等。但当使用有效剂量的麻醉药后，这种反应明显减弱，婴儿的压力荷尔蒙水平降低，呼吸更平稳，血糖读数更稳定，术后并发症也更少，存活几率也因此提高。阿南德证实，如果在新生儿心脏手术中或术后使用缓解疼痛措施，患者死亡率可由原来的25%左右降低到10%以下。这些惊人的发现改变了一切，现在，即使是刚出生的孩子接受手术都要使用适当的疼痛缓解剂，阿南德20多年前看到的那种景象不复重现。
但阿南德的研究并未就此结束。随着医疗技术的进步，入住重症监护室的宝宝年龄越来越小，有的早产儿只有24周、23周，甚至22周大。他注意到，即使是22周的婴儿，被针头戳到时，都会显出痛苦的表情。“因此我就想，是不是疼痛系统在孩子出生前就已经发育并且发挥作用了？”阿南德说。这并非一个抽象的问题，胎儿可能像婴儿一样接受手术。过去胎儿外科手术（如摘除肺部肿瘤、打开闭锁的尿道、修复畸形横隔膜等）多数是实验性的，但如今在美国，过半胎儿医疗中心都会经常进行此类手术。在不久的将来，在某种情况下（如诊断出胎儿患有脊柱裂），这可能成为常规治疗手段。胎儿是否能感觉到疼痛，是挥动手术刀的医生非常关心的问题。
对关注堕胎问题的人而言，这件事同样重要。过去四年来，反堕胎组织在限制和禁止堕胎的斗争中，一直把“胎儿疼痛”当作新式武器。反堕胎政客起草了法案，要求医生告诉那些寻求堕胎的孕妇，胎儿是有痛觉的，必须为胎儿使用麻醉药，美国已经有五个州通过了类似法案。阿南德本人并不反对堕胎，只是强调做出这一决定时必须视具体情况而定。但是，很多反堕胎分子和议员都喜欢引用阿南德的研究结论。
阿南德外号“阳光”，说话温和，戴着锡克教徒的头巾，蓄着锡克教徒的胡子。他在阿肯色大学医学院执教，同时也是阿肯色州儿童医院一名儿科医生。他强调说，自己是用科学手段研究胎儿痛感。“如果假想不成立，我会把它当早餐一样吃下去，不会固执己见，”他说，“不过，最新研究表明，20周大的胎儿已经可以感觉到疼痛，也许这个时间还可提前。”现在，除一如既往提醒人们注意婴儿痛感问题，阿南德开始将注意力转向“生命最初痛感信号”研究。
但是，胎儿痛感信号比他之前关注的新生儿痛感信号更加模糊，更具争议性。一些研究者认为，胎儿可以像早产儿一样感觉到疼痛；另外一些人则宣称，这种疼痛与婴儿感觉到的疼痛在生理、心理上都有显著区别，很可能并不构成疼痛。关于胎儿痛感的真相就如他们的B超图像一样模糊，你只能分辨出一个勉强可以被称为人类的生物，看上去十分陌生。
要打破“胎儿没有痛感”的观念远比打破“新生儿无痛感”的观念困难。尼古拉·费斯克是澳大利亚胎儿医学专家、昆士兰大学临床研究中心负责人。他说，多年来他常为胎儿做检查，准妈妈们总会担心地问：“我的宝宝会觉得疼吗？”他循例回答：“不，当然不会。”但心里却有几分不安。因为他所在的实验室研究发现，连18周大的胎儿在接受侵略性的穿刺检查时，都会释放出压力荷尔蒙，同时有血流奔向大脑―――这种策略在婴幼儿和成人身上很常见，目的是保护关键器官免受威胁。在另外一个实验中，费斯克选择了45个需要进行输血的胎儿，为其中三分之一注射了止痛剂芬太奴，结果发现，与未使用止痛剂的胎儿相比，这些宝宝的压力荷尔蒙水平十分平稳，血流图也很正常。
费斯克认为，这足以证实胎儿的确有痛感。但他也承认，疼痛是一种主观现象，面对成人和年龄较大的幼儿患者，医生主要靠倾听病人的陈述来判断。因此，要想肯定这些胎儿病人确实感觉到了疼痛，“我需要他们在六七岁的时候来到我面前，说：‘对不起，医生，当年我觉得痛极了，你到底对我做了什么？’”而在缺乏这种第一人称证词的情况下，费斯克说，最好选择稳妥的做法，假设胎儿在20到24周时可以感觉到疼痛。
事实上，在胎儿接受的各种检查和治疗中，输血可以说是痛感较小的一种。更折磨人的是内窥镜检查，医生操作着一个操纵杆似的工具，通过超声波屏幕观察胎儿。最具侵略性的当然是胎儿外科手术：孕妇子宫被切开，胎儿完全暴露出来。田纳西州纳什维尔范德比尔特医疗中心麻醉专家雷·帕查尔记得，10多年前他参加过一次胎儿外科手术，他给那个准妈妈注射了麻醉剂，也给胎儿注射了最低限量的麻醉剂。当手术刀划向只有25周大的胎儿时，帕查尔看到那个小东西明显缩了一下。几个月后，他又看到另一个胎儿―――这次是23周大―――接触到手术刀时一副畏缩的样子。对帕查尔来说，这已经足够了。在与医院的小儿疼痛专家协商后，“我尽量加大了麻醉药的剂量，以免这种事再度发生。”他说。从那之后，他又参与了200多例类似的手术，再没有胎儿接受手术时向后闪避。“我不管这种反应是多么初级、多么原始，总之它是人类的反应，”帕查尔说：“我不认为这种反应很正常，我不希望他们感觉到疼痛。”
但是，胎儿感觉到的是不是疼痛还有待商榷。1981年，第一例胎儿外科手术在圣弗朗西斯科加州大学医疗中心进行，马克·罗森担任麻醉师。他牵头制定的胎儿麻醉协议现在是全世界同行遵守的行为规范。在防止胎儿疼痛方面，罗森可能比任何健在者做的都多，但他并不相信胎儿有痛感。系列研究让他坚信，在孕晚期某个时段之前，胎儿是没有痛觉的。
罗森之所以为胎儿注射麻醉药，是出于其他一些重要原因，包括帮助失去意识的孕妇，防止她的子宫收缩，导致危险性出血或者早产。另外，麻醉还可以使胎儿在手术过程中保持静止。罗森为孕妇注射的麻醉药可以通过胎盘到达胎儿身上，但减缓胎儿疼痛确实不是他的目的。“我完全愿意相信胎儿有痛感，我这些年来干的活儿都与止痛有关，”罗森说，他说话直接，观点鲜明，“但如果你直视现实，很难得出那样的结论。”
罗森对于此事的坚定看法源于数年之前。当时他和加州大学几位医生一起，搜罗了医学期刊上2000多篇文章，将它们列出的反对和支持胎儿痛感的证据集中到一起，进行比较和鉴别，得出的结论在2005年一期《美国医学协会杂志》上发表出来：“痛感很可能在孕晚期前并不存在。”作为这篇文章的主要作者，罗森提出，胎儿的痛感大约在29到30孕周时出现，也就是足月胎儿出生前两个半月左右。在那之前，胎儿的高级疼痛神经还没有完全发展起来，没有发挥作用。
那么，为何胎儿接触到手术刀时会急忙闪避？罗森说，这属于条件反射，就像医生用橡皮锤敲击时腿部会出现肌肉抽搐一样。同样，释放压力荷尔蒙并不一定意味着胎儿感到疼痛。比如说，在脑死亡者身上进行器官摘除时，尸体也会出现压力荷尔蒙升高的现象。他坚持认为，要想有痛觉，疼痛信号必须传遍全身的感受器，抵达脊髓，通过丘脑，进入大脑皮层。最终进入大脑皮层这一步十分关键，因为这层多皱的脑部组织被视为意识器官，可以区别自我与外界物体（如医生的手术刀）。在神经纤维由丘脑进入大脑皮层之前―――直到孕晚期开始时这一进程才完成―――胎儿没有意识，因此也不会感觉到疼痛。
阿南德当时对这篇文章反应激烈，甚至感到恼火，他说罗森及其同事“把双手伸进了马蜂窝”。“这会激怒很多非常关心这一问题，而且在该领域远比作者更有见识的科学家。这不是定论，绝对不是。”阿南德承认，大脑皮层直到孕晚期才发育成熟。但他指出，胎儿痛感涉及到一个被称为板下带的组织，一些科学家相信它可以处理疼痛信号。板下带是发育中的神经细胞的驻留站，最终也会融入成熟的大脑，它在胎儿17周大时就可能开始运作。换句话说，胎儿未发育成熟并不妨碍它有痛觉。事实上，不成熟的生理状态可能令它对疼痛更加敏感，因为身体抑制和忍受疼痛的机制直到出生之后才会被激活。
“胎儿不是一个‘小大人’，”阿南德说，“我们不能指望它长着大人的模样，像大人一样行事。准确地说，它是一个有感官的存在，它的感官与我们成人不同，但同样真实。”
瑞典神经科学家比约·迈克尔肯定同意这样的说法。几年前，他在迪斯尼乐园为五个孩子拍下了玩耍时的录像。这些孩子年龄从1岁到5岁不等，面对身边的热闹景象，他们微笑、大笑、尖叫、哭泣，反应灵敏。但是这些孩子生来就没有大脑皮层，他们是水脑畸形患者，脑干完整，但大脑皮层大面积缺失，取而代之的是积液。
迈克尔之所以对这些孩子产生兴趣，是因为他们的存在再度提出了那个科学谜题：意识从何而来？他参加了一个由水脑畸形患儿父母组成的网上自助讨论组，阅读了几千封邮件，积累了很多证实患儿有正常反应的病例。2004年10月，他陪着五个孩子去了迪斯尼乐园，这是该小组组织的年度聚会的一项内容。去年，迈克尔在《行为和脑部科学》上发表了这一成果，指出脑干可以独立支持初级意识活动。“关于‘大脑皮层才是意识器官’的结论可能下得太早了，事实上可能是一个极大的错误。”
迈克尔这篇文章激起专家的热烈讨论。很多人指出，如果迈克尔所言为实，它将改变我们对脑部机制的理解，改变临床治疗手段―――尤其是对那些因为大脑皮层损坏或缺乏而被认为没有痛觉的患者。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疼痛研究中心的生物学家马歇尔·戴佛说，这样一来，结束长期处于植物人状态的患者的生命时就应当使用速效药，不能简单地取下饲食管，让病人饥饿数周而死。这也影响到我们对于胎儿感觉的看法。在胎儿身上，脑干就像板下带一样，远比大脑皮层发育得早，如果它能产生意识，也就可能产生痛感。马克·罗森对迈克尔的文章存疑，但阿南德却赞扬备至，说迈克尔的工作是“缺失的一环”，令胎儿痛觉研究更加完整。
但是生理学不能解释一切，我们不能仅根据生理构造的发展来判定意识存在与否，特别是在胎儿身上，必须同时注意到其特殊的生活环境。新西兰梅西大学动物福利学与生物伦理学中心负责人戴维·迈勒说，他读研究生时就开始留意胎儿生活环境问题。“你有没有想过，”一位客座教授当时问迈勒：“为何小马在母马肚子里不会站起来扬蹄飞奔呢？”毕竟，马出生几分钟后便已经能够在畜棚里蹒跚行走了。迈勒在2005年发表的一篇文章里对此作出了回答，他说这是因为胎盘和胎儿分泌出的生化物质对胎儿具有镇静甚至是麻醉效果，不管是马还是人都是这样。这种胎儿麻醉剂的成分包括可以抑制脑部活动的腺苷、可以减缓疼痛的孕烷醇酮，还有促使睡眠的前列腺素D2，“非常有效。”他说。
这些“药剂”，加上子宫内温暖的环境，羊水的浮力，哄着胎儿陷入几乎无休无止的睡眠。因此，不管生理发育到何种阶段，胎儿事实上都是无意识的。迈勒甚至说，连孕妇感到的胎动和踢脚，他说，都是胎儿睡眠中出现的反射运动。虽然不知道强烈刺激（如外科手术）会否让胎儿惊醒，但面对其他威胁时―――如急性缺氧状态―――胎儿也不会醒来，而是尽可能彻底地停止一些生理活动，以便保存精力，提高生存机会。这与婴儿的反应正好相反，呼吸道被堵的婴儿会激烈挣扎以清除堵塞物。“总之，不能把胎儿看成尚未出生的婴儿，他们的行为模式是不同的。”迈勒说。
而在英国伯明翰大学心理学家斯图尔特·德贝沙尔看来，出生之后，婴儿也不会立即具备痛觉。他是一个积极的评论家。情绪好时，他会说“胎儿痛觉”概念是“谬论”，如果受到对手刺激，他干脆称之为“道德沦陷”、“多愁善感的胡说八道”。
德贝沙尔说，他主持的实验室对成人痛觉进行了神经学研究，由此他得出了有关胎儿痛觉的结论。在他看来，疼痛的经验必须经过学习获得，而缺乏语言与交流的胎儿根本没有学习机会。胎儿不会有什么情绪，而只是体验到一波又一波的感觉，就像看着一个大电视屏幕，上面充斥着全世界的各种信息，但对胎儿来说那只是一堆嗡嗡声，毫无意义。他认为，在某种符号体系―――如语言―――形成之前，个体不会懂得面前的东西是大还是小，是热还是冷，是红还是绿，是痛苦还是令人愉快的。
在他看来，宣称胎儿可以像成人或者大孩子那样感受到疼痛，是一种“不可理喻”的说法。“当然从生物学角度讲，胎儿是人类，”他说：“它不是一头小牛。但从心理学方面说，它还不成为人。人类这个地位不是生来就有的，而是具备心理联系和语言能力后获得的。”根据这一逻辑，德贝沙尔宣称婴儿一岁之前都不会感觉到疼痛。在疼痛研究圈内，他声名狼藉，现在他也偶而觉得自己有点过分。“我有时会后悔把这个理论推得太远了，”他勉强承认说：“但是真的，谁知道痛觉这盏灯到底是什么时候亮起来的呢？”
事实上，“可能并不存在这样一个决定性时刻，意识或者痛感突然形成或出现，就像灯一下子亮起来一样，”尼古拉·费斯克在一本关于早期疼痛研究的书中这样写道，“它可能是逐渐出现的，就像调光器一样。”研究表明，这“逐渐天亮”的过程在子宫中就已开始，出生后还在继续。那么，我们究竟该从何时开始划下那条区别的标志线呢？到底是从什么时候起，释放压力荷尔蒙开始转变为一个痛苦表情的呢？
最近的研究令这一问题变得更加迫切，它证实疼痛可以对发育中的神经系统产生持续影响，甚至留下终身烙印。对成人而言，疼痛是一种短暂的感觉，过了一段时间或治疗之后就会消失。而婴儿或者胎儿对疼痛的处理方式大不一样，一些研究表明，他们会将疼痛带进身体发育，使它成为快速蔓延的神经网络的一部分，血肉的一部分。
加拿大多伦多儿童医院疼痛专家安娜·塔提奥10年前开始注意到，她治疗的患儿中，男孩比女孩对于疼痛更加敏感。她论述说，这种差异与性激素和生理差异有关，也可能与很多男孩经历过的一种痛苦经验有关：包皮环切术。在一项对于87个男性婴儿进行的研究中，塔提奥发现，与未接受包皮环切术的男婴相比，那些出生不久即接受手术的男婴在四到六个月后打防疫针时，反应更激烈，哭得更久。而手术时没涂止痛膏的男婴则比涂止痛膏的男婴哭得更久。
塔提奥的结论是，一次疼痛经验可以产生持续数月甚至更久的影响。“当我们对婴儿做一件不属于正常发育过程的事情时，特别是在早期阶段，我们可能已经事实上改变了其神经系统连接方式。”她说。过早接触到疼痛可能改变其痛阈值，使得孩子后来再次经历疼痛时高度敏感，或者可怕地无动于衷。这种持续影响也可能包括情绪和行为问题，比如焦虑和抑郁，甚至认识障碍（虽然这些发现还都是实验性的）。
这种长期影响对胎儿来说是否也是一样？很可能，尤其胎儿经历的痛苦远比出生后经历的痛苦更不规律。更重要的是，即使没有痛感，一些有害刺激―――比如手术刀的切割―――也可能对胎儿神经系统造成影响。这种可能性令一些专家急于结束对胎儿痛觉的争论。比利时鲁汶大学Gasthuisberg医院麻醉师和疼痛专家马克·范·德维尔德说：“我们知道胎儿有应激反应，知道这种反应可能产生长期影响，所以我们要尽可能严肃对待这种反应。它是不是叫疼痛，对我来说，毫不重要。”
但在堕胎问题上，这是否疼痛十分重要。2004年4月，作为一名专家，阿南德站在内布拉斯加州林肯市一个法庭上作证。法官问阿南德，在“完整扩张及抽取流产术”（反堕胎者称之为“半生产式流产术”，指先将胎儿头骨摧毁，再局部取出完成堕胎）过程中，胎儿会否感到疼痛。“如果胎儿超过20孕周，我想它会感到疼痛，”他说：“而且我相信，是非常剧烈和折磨人的疼痛。”
在听取阿南德和持反对立场的医生陈述后，法官理查德·G·科坡夫说，他无法裁决“胎儿是否会像人类一样感觉到痛苦”。最后他根据其他证据，裁定禁止实行“完整扩张及抽取流产术”的反堕胎法案违宪。但是最终美国最高法院支持反堕胎法案，阿南德的陈述帮助扫清了关于胎儿痛觉的立法道路，在接下来的那个月，堪萨斯州共和党议员山姆·布朗班克向参议院提出了《胎儿疼痛法案》，要求医生告诉那些怀孕20周或以上却想堕胎的女性，她们的胎儿会感觉到疼痛，最好给胎儿注射麻醉药。这一议案未获通过，但布朗班克每年仍坚持提出。阿南德的证词同样鼓励了州一级的努力。过去两年来，有25个州的议员提出了类似的议案，在其中5个州―――阿肯色州、乔治亚、路易斯安那、明尼苏达和俄克拉荷马―――获得了通过。此外，在阿肯色、南达科他和得克萨斯，堕胎咨询资料中都提到了胎儿疼痛问题。
在推进胎儿疼痛立法的过程中，阿南德的名字每次都被提及，他已经成为反堕胎组织最钟爱的专家。“这位毕业于牛津和哈佛的新生儿科医生就胎儿疼痛这一论题发表了令人印象深刻的证词。”共和党议员迈克·潘斯2004年在众议院说。阿南德坚持认为，为怀孕20周或者以上的女性做堕胎手术的医生应采取措施防止或减缓胎儿疼痛。但是显然，很多引用其理论的反堕胎人士的想法更彻底，他们企图改变胎儿的定义。比如说，在好几个州，关于胎儿疼痛的信息被提供给所有寻求流产的女性，甚至包括那些孕期极短、胎儿连应激反应都没有的孕妇。“他们把胎儿人性化，试图打消那些女性的流产念头。”生育权组织Guttmacher Institute的公关联络员伊丽莎白·纳什说。
确实，《胎儿疼痛法案》的另一个效果（可能是蓄意为之）就是令堕胎更加难以获得批准。劳拉·梅尔斯是波士顿儿童医院和哈佛医学院的麻醉研究者，她为一个堕胎权组织研究《胎儿疼痛法案》，发现那些做堕胎手术的诊所根本没有可以进行胎儿麻醉的人员和技术。“少数几个实施胎儿外科手术的医疗中心具备直接为胎儿注射麻醉剂的经验，”梅尔斯说：“这一法案作出的是医疗机构无法履行的承诺。”就连这些中心也没有在堕胎手术中为胎儿麻醉的经验，这一过程对孕妇来说有很大风险，可能引发感染和无法控制的出血。
在关于胎儿痛觉的讲话中，参议员布朗班克常常激昂地问，为何一个接受手术的胎儿必须注射麻醉药，而一个接受“终结生命的流产手术”的胎儿却得不到这样的待遇？马克·罗森驳斥了这一逻辑，“胎儿外科手术与流产完全不同。”他说，并指出在外科手术中实行麻醉的目的―――比如说放松子宫或避免长期有害影响―――完全不适用于流产。对一个将要被流掉的胎儿而言，没有什么长期损害。因此，如果胎儿像罗森所说的那样没有痛感，就没有必要为其提供麻醉，以免将孕妇的健康置于风险之中。
罗森说，当年他还在医学院读书时，有段时间早上在一个堕胎诊所打工，下午在一个产科医院打工―――这段经验让他体会到了“生活本身令人抓狂的不调和性”。之后三十年中，他逐渐相信“有些时候需要胎儿麻醉，有些时候可能并不需要”。
在利用疼痛将胎儿变得更加人性化的过程中，反堕胎主义者巧妙地利用着一种传统。长期以来，在人类寻找同盟和伙伴的过程中，疼痛扮演着特殊角色。感受疼痛的能力常常被作为人类共性的一个标志。让我们想想夏洛克在《威尼斯商人》中的独白吧：“难道犹太人不会像基督徒一样受伤吗？”他问，“如果你刺我们一下，我们不会流血吗？”同样，如果人类社会想将某种生物驱逐出自己的小圈子，就会假定他们对疼痛没有知觉。19世纪很多医生相信黑人没有痛觉，在为他们手术时连最基本的麻醉都不用。随着时间的流逝，人们不断扩大这个“痛觉小圈子”，将其他种族和宗教信仰者、罪犯、穷人、精神病人都包括进去了，多亏了阿南德和其他研究者的工作，现在还惠及婴儿和新生儿。那么，这个小圈子应否再一次扩大，我们是否该承认那些尚未出生的胎儿也是我们中间的一员？胎儿是否应该被加入麻醉史学家马丁·坡尼克所说的“伟大的感觉链”？阿南德说：“是的，完全应该。”
但对另外一些人来说，这是一个难以做出的决定。当涉及到成人的痛觉时，科学倾向作出乐观的判断，相信我们皮肤底下蒙着的组织都是一样的。但是如今研究逐渐证实，胎儿可能跟我们不一样，连阿南德都将胎儿称为“独特的生物体”。斯图尔特·德伯沙尔警告人们勿将胎儿“人格化”，将尚未发展出的人类特征强加于它。他说，这样做会降低人类的身份标准。马克·罗森则说，只关心胎儿的福利，就会忽视孕妇的人权。关于应否在堕胎手术中使用胎儿麻醉的问题，他说，“确实应采取稳妥的做法―――不应为了防止可能并不存在的胎儿疼痛而危及孕妇健康。”
确实，问题在于我们认为胎儿应该在多大程度上受到保护，免受疼痛折磨。比如说，我们应该向一个需要接受痛苦治疗的胎儿提供源源不断的麻醉吗？如果是的话，那么面对出生的痛苦应该怎么办？两年前，《胎儿疼痛法案》出炉时，有网友写了一篇讽刺文章，建议法案作者为那些“在孕妇子宫收缩时饱受折磨，被迫从不可思议的狭窄产道中娩出的婴儿”提供麻醉。
“想像一下钳产胎儿经历的疼痛吧，他们被夹得脑门上脸上都是伤痕！这些胎儿是不是也应得到他们那份麻醉药呢？”事实上，尼古拉·费斯克和马克·范·德维尔德都提出了对难产胎儿进行麻醉的可能性。产科医生暂时还不能接受这样的提议，但是阿南德说，这主意也许有其好处。虽然他担心这样可能会“搞糟了几千年来正常运转的程序”，他还是觉得可以考虑在胎儿头皮处实施局部麻醉，因为那里会被镊子或真空吸附器弄得很痛。“让我们试着找出对宝宝最好的办法吧。”他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