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限制“超生”人口数量，今年4月开始，山东临沂兰陵县被指给基层干部下达“流产指标”，每个村需完成固定数额的“超生”妇女引产的任务。该县某村支书表示：他们村子共有1500人左右，被分派了6个流产指标，但村里只有一名“超生”妇女，为了完成任务，他还得向医院购买“流产指标”（据澎湃新闻）。
兰陵县为计生考核的政绩，向妇女下达“指标”；明明一个村子没那么多“超生”妇女，却被摊派这么高的“流产指标”……听着像一个黑色幽默。
应该注意到，这次“流产指标”事件，和之前“贵州省不认可安徽的二胎证，责令女教师引产”事件，之所以能引发全社会的讨伐，甚至后一事件还惊动了国家卫计委，是因为计生工作的大气候变了：“单独二孩”放开之后，生育环境相对宽松；中国正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过去司空见惯的野蛮计生执法，再也不会被“宽容”。
首先，众所周知，在过去将近30年的时间里，基层野蛮的计生执法多见：有些基层政府直接下达“流产指标”、对孕妇强行引产。顶着“计划生育一票否决”的政绩考核压力，一些明显溢出法律渠道的“堕胎执法”，罕有受到严肃追究的，特别是没受到法律追究。比如，2012年，陕西省安康市镇坪县怀有7个月身孕的冯建梅，在被当地镇政府强制引产，病床上血淋淋的胎儿照片，引爆了舆论，最后也只是两名官员被撤职了事。
“见怪不怪”，不代表这些行为是合法的。相反，国家法律从来没有授权任何政府部门进行强行堕胎；责令引产也不是法定的行政强制手段。对政府来说“法无授权，即不可为”，否则就是权力的“任性”，就是越权，甚至可能构成违法、犯罪。
计划生育当然是国策，但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当下，个别地方官员不能再按老皇历办事，以为再重复之前的野蛮执法，仍然不会受到法律追究，那恐怕是错打了主意。
其次，“放开单独二孩”之后，全社会都希望有一个更为人性化的计生执法环境，为生育政策可能的进一步调整留足空间。那么，计生考核也就应该考虑做出微调。
比如，这次临沂市在2014年山东省计生工作考核中“排名垫底”，“合法出生人口和性别比”等考核指标，“都不理想”，所以在压力传导之下，临沂下属的兰陵县才有如此荒唐的“流产指标”摊派。这种摊派，其实是基层官员为了个人政绩，罔顾法律、罔顾孕妇、胎儿生命，不择手段，逆国家计生政策的大势而动。
为了法治的尊严、生命的神圣，也是为中国人口政策留下调整空间，之前一些地方政府推行多年的、没有法律依据的强制堕胎、强制摊派生育指标等“计生执法”，必须被叫停。兰陵县的“流产指标”事件，逆时代而动、逆法治而行，必须被及时严厉追责，才能起到彰显依法治国的立木取信的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