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居湘西农村，高山的阻隔，使得一些传统生育文化得以保留。因此，我童年接受的人口观教育是分裂的：一方面是“生生不息”的传统文化，一方面是计划生育宣传。
1999年，我来到美国，发现中国的计划生育存在很多误区；2000～2002年，在海外论坛零星地发表过一些文章；2002年，进入妇产科领域，对计划生育政策开始系统的反思；2003年，正式“登陆”中国大陆的论坛，同网友分享自己的研究心得；2004年7月，完成《不停止计划生育，中国还在等什么？》一文，其被很多网站转载，并被新华社《国际先驱导报》修改后发表，这标志着民间批判性反思计划生育政策的兴起。应《嘹望东方》记者的要求，我将过去几年的观点浓缩为9万字的文章，后将其发表在《光明观察》。截至2004年底，我关于人口研究的文章在大陆网站的浏览量至少达到上百万。
2004～2006年，我在论坛上发布的帖子很多点击量过百万，累计有数千万网络读者，在内参也发表过一些文章。2006年，我将过去几年的观点浓缩成40多万字的《大国空巢》，于2007年在香港大风出版社出版，并将内容制作成幻灯片，在网上传播，仅在凯迪社区就有一千多万点击量。同时，不少大学开始在课堂上讲授《大国空巢》的部分内容。
2003年刚“登陆”大陆论坛时，我的观点遭到网民一面倒的反对；但到2006年，网络民意基本逆转，网络地摊变成了连锁店。此后，在所有网络投票中，都是一面倒地支持调整人口政策。比如，我在2009年人民网“E两会”上提交的《停止计划生育，恢复人口可持续发展能力》，得到了4万多人的支持和796人的联署，只有数百人反对，成为“第一提案”。
这些年，我一直通过电子邮件给数百位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发送资料。2010年“两会”前，给2000多位人大代表、政协委员邮寄了1万多字的资料。2011年“两会”前，给几乎所有(近5000人)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以及几乎所有(上千位)省部级官员邮寄了彩色印刷的《大国空巢》幻灯片和文字资料，希望通过法制途径对计划生育政策予以调整。
2011年第六次人口普查初步结果出来后，我应国家发改委主管的《改革内参?高层报告》的邀请，花半年多时间完成了一个10万多字的报告(后分别浓缩为5万多字和1万字的两个报告，并予以发表)。该报告是本书的重要组成部分。
2010年，我回国做了13场讲座(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改革内参》编辑部、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科学院、中国政法大学燕山大讲堂、天则经济研究所、“乌有之乡”网站、传知行所、南京大学、华东师范大学、西南大学、中南大学)。2012年，我回国做了23场讲座(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经济观察报》报社、郑州大学、河南财经大学、郑州思想沙龙、武汉大学、华中师范大学、武汉理工大学、株洲图书馆、广州大学、中山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广州中医药大学、《时代周报》编辑部、第一财经学院、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安徽大学、中国科技大学等)。这些讲座内容也是本书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框架来看，本书与香港版《大国空巢》一样，都是全面反思计划生育政策，揭示大国空巢的人口危机，这是一本“旧书”。但从文字来看，香港版去除了一些“酒糟”，只浓缩为本书20%的内容，新增了80%内容，因此这又是一本“新书”。香港版里主要用的是自制的“鸟铳”(不过“杀伤力”还是蛮大的，过去几年人口变化都被我“不幸言中”，而与计生委和人口学家的集体结论相差甚远，这是因为我在战略上“瞄准”了，而计生委的“大炮”却故意“打歪”了)，这一版添置了一些“枪炮”(复习了大学和研究生时学过的人口统计学，并向一些人口学者请教，使得方法更符合规范)。
几十年来，“人口爆炸”、“资源危机”、“环境危机”、“就业压力”等理论，成功地构建了一个“紧急避险”的理论枷锁——很多人认为，“实行计划生育是不得已的选择”。针对于此，本书以事实判断摧毁了这一枷锁，盼能有助于重建大众的价值判断以及生命人伦底线。
意识形态是“如何活”(多样性)，人口问题是“能否活”(统一性)，本书强调了人口的重要性，但我要申明的是：人口是文明发展、经济增长最重要的必要条件，却并非充分条件。今后，既不能像过去那样将一切问题都归罪于“人口太多”，也不能将责任往“计划生育”一推而撒手不管。
总体来说，我是用“局外人”的视野研究中国的人口问题。地理上，我来自“化外之地”湘西怀化，宋朝时由“蛮砦”改名为“怀化”(取“怀柔归化”之意，又有“怀抱天下，化育万物”之意)。以雪峰山为界，湘西又分为沅江流域和资水流域。沅江流域山高水急，民风剽悍，豪强并起，有着“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的傲骨和豪气(比如执拗的沈从文)。而资水流域则更有忧愤深广的济世情怀，涌现出魏源、蔡锷、陈天华等一大批“心忧天下、敢为人先”之士。此外，被流放、贬置、囚禁湘西的历史名人不下百人(如屈原、王昌龄、刘禹锡、魏了翁等)，因此又增添了“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流放文化。
湖南三湘四水，我算是喝三水长大的，家乡在资水上游(沅、资分水区)。高中在沅江边(黔阳古城)读的，大学在湘江边(长沙)读的。就像三水对我身体的影响一样，资、沅、湘文化对我的思想影响最大。我骨子里既有沅江文化敢于挑战主流的“造反精神”，又有资、湘文化的家国情怀。这些年，我一直处于忧愤之中，有时甚至会泪水长流。由于我在学术生涯最黄金的十多年“不务正业”，对专业造成了近乎毁灭性的打击(一些湘雅老教授曾多次责我辜负了老师们的期望)，国内外控制人口的组织也不乐见我的研究，因此我总是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若没有我太太全方面的支持，我很难坚持下来。考虑到人命关天，我在煎熬中欲罢不能，感觉必须对人口危机发出呼声，并广而告之。
我是湘西山里人，家乡在海拔700～1200米的雪峰山腰(几十里外的山谷海拔只有100多米)，习惯于登高远眺。我的童年农村生活与两千年前的先祖没什么差别，后面到长沙读大学，到美国工作，人生经历算是数百年工业革命的缩影，既“历史”又“国际”，同时也见证了人类生育模式的转变。目前，发达国家大多还在“低生育率”的悬崖下挣扎，而美国已经攀上了悬崖，生育率稳定在更替水平。站在美国国土上研究人口问题，可能会比在其他国家拥有更宏阔的视野。
我的专业是生物医学，与人口学、社会学、经济学无关，算是“化外之学科”，但是却让我能根据“生生不息”的生物学原则，从“生老病死”多维度看待人口问题，并采用了一些医学思维，如寻找多种“诊断”生育率的社会发展指标，根据“外科无菌操作”原则，将“无菌”数据(1982年、1990年人口普查)与“污染”数据隔离，用“手术刀”逐层解析人口数据(读者从冰冷的数据里可能会读出凄哀的故事，读懂我的愤怒)。
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相对宽松的学术环境，让我能在业余时间研究人口问题。“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我在人口研究方面没有申请科研基金、发表论文的压力，不怕得罪学术圈子，不用看政府官员的眼色，因此也不会像一些人口学者那样因“心为形役”而受制于各种条条框框。我的动力其实只来自忧愤和兴趣，这种局外人的视角让我比一些人口学者更能识得“庐山真面目”。
但就计划生育政策而言，我始终又是在局内。在我刚记事时，家乡开始实施计划生育政策。自1980年实行严厉的独生子女政策以来，我曾目睹了很多极端案例。这些年，很多网友为我提供了大量资料。由于有这些“显微镜”，我比那些用“望远镜”研究中国人口问题的海外学者更具微观视野。
最后，我诚盼此书能引发更多人对人口问题关注，“生生不息”的人口政策和生育文化的建立，需要全民共同参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