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潘春烟在怀上第三个孩子八个月的时候从自家的杂货店被抓走。当地官员手下的几名男子把她和其他两位妇女关在一起，在四天之后把她送到医院，并强迫她在一份文件上押下手印，表示她同意接受堕胎。最后，一名护士对她进行了药物注射。
“我打了针之后，那些坏人就都走了，”31岁的潘春烟在中国福建省的家中接受电话采访时说道。“我家人又和我在一起了。我哭啊哭，希望没准孩子能活下来。”
但经过数小时的分娩，婴孩在4月8日生下来时已经没有了生命 。“浑身青一块紫一块，” 潘春烟说。
最近，有关孕妇被地方官员强制进行晚期堕胎的新闻报道把中国的人口控制政策置于媒体聚光灯下，并引发了来自政策顾问和学者的大声疾呼，他们力图推动中央政府彻底改变或废除对违反计划生育政策的家庭施以惩罚的法律。改变计划生育政策的压力也来自于其他方面：有经济学家指出，中国老龄化人口的增加和年轻廉价劳动力的减少将成为降低中国经济增长率的显著因素。
“就业人口的老龄化将导致劳动力短缺，让经济缺乏创新和活力，也会让产业升级的道路更为艰难，”人口学者何亚福说道。中国有13亿人口，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而中央政府似乎仍然致力于通过计划生育政策来限制人口，何亚福说。但废除计划生育政策可能也不足以把出生率提高到“健康”水平，因为还有其他因素的存在，何亚福补充道。
除了对法律本身的争论，批评家说，该政策的执行还导致了广泛的暴行，包括强制堕胎，因为很多地方政府对当地官员的奖励和惩罚是基于他们对人口控制的政绩。
从中国微博上的言论，以及在官方报纸上发表的有关强制堕胎的报道中皆可以看出，对计划生育政策的质疑比前几年更普遍了。上月，一群学者和前政府高官在北京大学的某论坛上对计划生育政策进行了尖锐评判。该论坛由北京大学和国家统计局合办，讨论2010年人口普查的结果。参加论坛的学者为冯建梅的惨遇感到愤慨。冯建梅是6月初一起晚期堕胎案的受害人，她的亲戚把她产下的七个月大的死胎照片发布在互联网上，引起了广泛关注。
“生育权是公民的基本权利，”北京大学的法学教授湛中乐说道。他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提交了一份由众多学者和企业家签名的请愿书，力促人大代表们废除计划生育政策。
官方在过去几年中对计划生育政策做出了修改，有人估算，目前至少有22种情况可以免于计划生育政策的约束。但大多数人仍然受到限制，也没有迹象表明政府正在着手废止该政策。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形式上的立法机构，要是没有来自共产党高层的支持，该机构不大可能接受湛中乐的请愿。
然而，一些曾参与制定最初政策的前任官员和学者也参与了北大的论坛，这让长期批评计划生育的人们心生希望，也许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的成员能够听到他们的呼声。
今年春天陈光诚事件所引发的外交危机也增加了对计划生育政策的关注。陈光诚是一位自学成才的律师，前不久他逃离了中国的软禁，前往纽约。他为被强制进行绝育和堕胎的女性伸张正义，可能是名声最大的一个。他的工作激怒了当地官员，而中央政府却对他在山东省遭受的迫害视而不见。
对被迫接受绝育和堕胎的人数还没有可靠估计，但如今的情况似乎已经没有10年或20年前那样严重。但是，最近的案例显示，对计划生育政策的过度严厉的执行仍然是一个问题。官方的新华社报道，强迫晚期妊娠的孕妇进行堕胎手术是违法的。
除了律师和人权维护者的担忧，经济学家和企业界人士也对人口增长率减慢会给经济造成的影响表示担忧。知名企业家及斯坦福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获得者梁建章，以及北京大学人口统计学家李建新曾估计，中国到2040年将有4.11亿人口年龄在60岁以上，而今天的这一数据是1.71亿。就业人口(年龄在20岁和60岁之间的人口)则将从今天的8.17亿降到6.96亿。
2010年全国人口普查显示，中国家庭的平均出生率是1.181；农村的平均出生率高于城市。有研究表明(包括在山西省某县暂停实施计划生育政策的长期试验)，即使废除计划生育，人们也不会生育太多的孩子。学者说，这是因为快速的现代化和大规模的城市化进程——夫妇们总是说他们负担不起一个以上孩子或可能是两个孩子。这不仅意味着计划生育政策或许已不再有必要，也意味着该政策的废除不一定会有利于经济。
尽管可能还有更多的争论，但计划生育委员会还是继续力挺该政策。该委员会在周四召开半年度工作会议，之后在网站上发布声明，赞扬该政策自1980年实施以来已经帮助减少了4亿人口的出生。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没有达到人口增长控制目标的地方官员在晋升评估上一般会受罚，不管他们在其他方面的政绩有多优秀。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研究中国官员考评制度的的学者梅丽英·伯尼(Mayling Birney)说，很多地方官员认为人口控制依然是所谓的一票否决性条件，和维稳或地方经济增长这样的目标一样重要。“这种压力是来自于高一级的政府机构，”她说，“基层官员的行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上级官员的奖励和惩罚办法。”
一些乡镇政府的网站上公布了细化的官员工作目标，其中人口控制被列为首要目标。伯尼博士于去年进行的一次调查显示，一些官员说，如果他们没有完成计划生育目标，他们可能会受到警告、罚款、甚至是免职。
在4月被迫接受晚期堕胎的潘春烟说，她所在的大济镇就是这样的情况。
大济镇居民潘春烟说，该镇计划生育委员会的主任马玉涛(音译)通过控制人口来“为升官加分”。潘春烟还说，很多已经准备为第三胎缴纳7200美元罚款的家庭还是受到胁迫或被迫接受堕胎，以确保完成人口控制目标。(大济镇属于农村地区，那里的家庭可以生育两个孩子而不被罚款。)
潘春烟的丈夫吴良杰说，他们夫妇俩遵照马玉涛的要求缴纳了8700美元的罚款，但马玉涛还是执行了堕胎。
记者未能联系到马玉涛请求置评。一名接听电话的镇政府办公室女员工说官员对此事没有评论。
吴良杰在数周前来到北京，为诉讼事宜咨询律师。但在上周，吴良杰和潘春烟的手机都无人接听，这让人怀疑他们受到了大济镇官员的恐吓。
潘春烟此前曾说，在同情者把她在医院的照片传到网上之后，就开始有人跟踪她。
对于未来，她说她和丈夫不再计划要小孩。
“我们俩都觉得差点死掉了，”潘春烟说，“差不多丢了半条命。”
黄安伟(Edward Wong)是纽约时报驻京记者。 |